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，漢唐以來便屢屢有人提出，但誠如魏徵老頭所言，若如是，人類早已化為鬼魅。香港中文水平低落，自我有知以來，也時有所聞，若如是，今天我們都變成文盲了。當編輯這許多年，最常遇到問題，就是寫作水平有沒有低落。直到今天，我的答案仍是：沒有。我由七十年代中開始編文藝刊物和報章的寫作園地，讀過的感人之作，今天並不比昨天少，好作者是代有所出，似乎沒有斷層。
我們不妨看看1989年香港教育署《檢討提高語文能力措施工作小組報告》的其中一段：
現時本港教育一個特別令人沮喪的地方，就是經常有人未作調查即發表意見，表示本港的語文水平正在不斷下降，現在的教師與學生已大不如前。這類經常出現的投訴已影響到教師的士氣，並極有可能對學生的學習做成不良的影響。經常害怕失敗和不斷受到惡意批評，絕不能有效推動教與學的活動，只有對所做的工作有信心及有成功感才能取得成果。可惜，這成功感在整個教育體系，特別是在語文學習上，已遭否定。（這段中文「很英文」，也有點令人沮喪）
「未作調查即發表意見」今之某司長若為當日的教育司，恐怕又會來一句「completely rubbish」。寫報告的人對本港的語文水平「正在不斷下降」顯然不以為然，若據先前所言，我理應是站在工作小組一邊。但我又不願如此。
雖然沒有作調查，可我的前線中文教師朋友毫無例外地說，學生的作文愈來愈差了，以前，一班作文只有幾個不行，現在，只有幾個還可以。他們的話，我不能當耳邊風。1994年教育統籌委員會《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》的一段話似乎比較面對現實和觸及問題的重點：
中文能力普遍被指稱為不理想。造成這個現象，可能有若千個與課程有關的原因。例如課程中中國語文科的目標沒有明確的共識。有些學者及教育工作者強調中文為認知發展與溝通的工具，其他則強調它作傳遞道德及文化價值觀念的工具。對目標沒有共識，造成課程綱要發長方面有困難。教授中文的方法，也許並非常常有效。
這裡沒有否定中文能力不理想，認為教授中文的方法並非常有效，原因是「中國語文科的目標」。這「沒有明確的共識」也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。我說中文水平沒有明顯下降，是因為來到我手上的作品，是作耆有感而發，一筆一劃寫下來，再放進信封，貼上郵票，隆而重之地放進郵筒（用電腦傳稿是近十年爪年才普及的事），那文字無論多麼糟，也有個譜。換句話說，我讀到的（大都）是語文「精英」的作品，而教師朋友們面對的，是廣泛的「大眾」。中文能力不理想，是我也得承認的事實，但從來如此，並非於今為烈。愈來愈差，我相信，是我與教師朋友站有兩個不同的層次說話，是基準不同，或對目標沒有共識所致。這其實是關於中文寫作作為一個學習科目的問題，說三天三夜也說不完。這裡我還是回到主題，說說我對新世代文學寫作的一些觀感。
大前年在香港書展聽了哈金的演講。哈金提到，他常要給美國和歐洲的出版社審稿，就新人的作品是否有出版價值提供意見。他發覺歐洲來稿的水平十分參差，有極出色的，也有寫得甚糟的。美國的寫作水平卻得平均，沒有寫得特別差的，可也不大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。他對這現象的解釋是：美國有許多寫作班，許多作家都受過不同形式和水平的寫作訓練，寫起來頭頭是道，但技術達到一定水平，並不一定保證就有傑出的成品。那我就想到，香港的「寫作班」之類的活動，近年也愈來愈蓬勃。香港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組自八十年代初起主辦寫作工作坊（包括詩、散文、小說幾個文類），於今超過三十年。雖則禮聞來學，不聞往教，許多學校（包括中小學）怕學生不來學，就請作家往教之。當今的文學天王天后，大概都有過到校教寫作的經驗，許多年輕作者都明言受到這些寫作導師的啟發。可以說，新一代的作家十之七八是經過寫作班調教而成長起來的一代。我讀過青年文學獎初級獎（中學至大學程度）的作品，一兩百篇中極少一塌糊塗不忍卒睹。新鴻基和三聯於2007年起合辦的年輕作家寫作比賽，至今三屆，每屆都收到過千份參賽寫作計劃，可見香港愛寫作的人相當多，記得第一屆有一位小學六年級的「弟弟」在報名表上「市場價值」一欄寫上三十九元九角，我差點就要立刻給他頒一個獎。雖然答非所問，但三十九元九角這個數字也不是胡亂填上去的，是經過市場調查的啊。量不一定保質，但量變有可能帶動質變。
「惡意批評」都是未經調查的意見，只是死雞撑飯蓋，而事實並不如此。我們讀每年考評局有關中國語文科的考評報告，不都盡是對中文能力不濟的「投訴」嗎？邏輯薄弱，知識貧乏，幾乎是常用字眼。但中文寫作的「問題」並不，或不盡不此。說寫作水平沒有下降，我要補充的是，對文字的態度真有點今不如昔了。八十年代中我在報館工作，娛樂版主編就曾對我說：「不要說我們盡是吹水，玉女上酒店房，這樣的新聞你叫我點寫。」天可憐見，到了今天，玉女哪怕只是路經酒店，就必然已經進過某個房間了。如今的報章新聞，套用某司長的話，很有娛樂性，比我們那個年代的刺激得多，可我還是寧願抱殘守闕：寫作不應也不能這樣只聽命於市場或潮流。
文學訓練「普及」，開拓了有志寫作的人的眼界，受過現代文學訓練的年輕作者也敢於和勇於打破傳統的束縛和禁忌。可是用心若只在技巧上，內容難免空疏浮泛。剛在一份學生刊物上讀到一首題為「掏耳」的詩，開頭一段這麼寫：
掏耳對耳朵不好
父親常這樣告誡著我
但年少氣盛、血氣方剛的耳朵
怎忍得往痕癢的撩動
終於，我冒著父親的大不韙
舉起那條剛硬挺拔的小蛇
緩緩地蠕進柔軟的、神秘的處女洞
不消再引下去，也知這詩充滿語帶雙關的性暗示，其後的「進去、出來、進去、出來」、「燒出求救的呻吟」，就更「露骨」了。有沒有必要要這樣寫呢？我想，要寫就要放膽寫，毋須顧左右而言他。這位同學顯然是要挑戰編輯或老師的尺度，你說他意識不良，他就說我不過是寫掏耳而已。吳祖光有一篇文提到：「葆玖很聰明……是憑著聰明演戲，不像他父親（梅蘭芳）那樣下過一番苦練功夫……」（《電影從業十年》）愚以為寫作也一樣。古之學者為己，寫作也應是為了抒發自己的思想和感情，而不是用來炫耀聰明，博取讚賞（或是甚麼寫作大獎）的。我希望讀到的，除了head-birth，還要是heart-birth的作品。
載《字花》第34期，2011年11至12月，頁13至14。
